从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关系一直趋好。但近两年来，双方贸易摩擦明显增多，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对华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中国加入WTO承诺履行的批评以及对华出口管制等问题，构成了中美经贸关系中摩擦加剧的焦点问题。

　　一、中美两国贸易争端的主要表现
　　
　　(一)美国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最主要目标。1995年1月至2006年6月,美国共针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366起,其中针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61起,占调查总数的1/6。同期,美国针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236起,其中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51起,占反倾销措施总数的比例超过1/5。中国涉案产品被裁定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比例大约为84%,高出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2006年11,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铜版纸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是美国自1991年以来对中国发起的首例反补贴诉讼。2007年10月18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7.4%~44.25%不等的补贴幅度。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将通过WTO机制和法律手段寻求公正解决,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美国对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指控进口产品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成为美国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的另一便利工具。1995年1月至2006年11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向中国产品发起337调查共57起,2006年,美国前所未有地对中国产品发起13次337调查,是2005年7次调查的近两倍。在已经完成调查的41起案件中,中国产品被裁定侵权的19起,未侵权的4起,撤诉4起,和解等途径结案14起。1998年以前,美国337调查涉及中国的产品主要是轻工和纺织服装产品,但1998年后,主要调查产品为工程机械、化工及医药原材料,被调查产品结构不断升级。
　　(三)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贸易不平衡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诱因。2006年,美方统计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增速减缓,但逆差额再创新高,达到2325.5亿美元,占其逆差总额的28.4%。近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绝对值上升趋势明显,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特别是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了参众两院,一贯反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开始向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施加压力。一些议员不断敦促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问题
　　美国针对高科技产品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是导致双方贸易正常发展的一个大问题。2007年6月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执行新的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规定,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对中国出口。在2006年的出口管制清单上又增加了新的项目,如先进雷达、高性能计算机和可以升级反坦克武器的贫铀等。美国声称,出台这些举措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维护美国出口商的利益及保护就业。而实际上,这种管制也会使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从2001年到2006年,6年间美国因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限制,损失了7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 美国贸易政策受政治体制运作影响
　　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时,不是把社会福利水平放在首位,而是考虑政治利益的需要。例如,美国总是将贸易问题与人权挂钩,力图用贸易迫使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对美国妥协。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充溢于美国市场时,美国人惊呼“中国制造”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美国的产业协会和劳工联盟纷纷到白宫、国会给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施压。面对压力,美国政客需要替罪羊来化解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以及美国重要的海外投资地,这使其成为美国政治的牺牲品。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特别是产业阶层的选票,政府不能不有所表示。从彩电到纺织品,从钢管到木制家具,针对中国商品的设限和反倾销措施接二连三。因此,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严重地影响了中美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的发展;而双边政治关系的好坏又对贸易摩擦的解决产生重大影响。
　　(二)遏制中国是由美国全球战略决定的
　　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不同,美国对中国始终存有戒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实力和雄厚的竞争力,美国的反华势力认为中国是其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认为中国发展和强大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因此,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可与之抗衡的中国出现。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美国总是试图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如提出“中国威胁论”、鼓吹人民币升值、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等,不时制造摩擦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些措施使得美国无法在中美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贸易产品结构的扭曲,不利于中美贸易逆差的缩减和未来贸易摩擦的缓和。
　　(三)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从传统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经济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使得美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优势走向衰落,高科技产品又不能迅速开辟市场,这必然增大贸易逆差。事实上,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使得美国在纺织、钢铁、小型家电等领域失去成本竞争优势;而近年来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出现逆差,逆差额从2002年的118.08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550.82亿美元,呈扩大趋势。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目前的贸易逆差预示了一个深层次的危机,美国也许在能提供高收入就业机会的某些部门失去领先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进入G2格局，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重大挑战，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潜在冲突由此势所难免。
美国国家利益也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划分和理解：
一是维护并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二是确保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维持压倒性优势；
三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保护和促进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
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期望渐有背离；中国制造2025在核心技术领域挑战美国的优势；中国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模式日益威胁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这应该是中美经济贸易领域摩擦加剧的深层原因。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担心的前景是过往的全球化走向未来的碎片化，是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

美国继续维持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
现在全球进入了G2时代，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而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世界进入G2时代的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
中国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能力，至少在边际上有能力改变这一体系。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至少在边际上。
所以中美冲突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体量逐渐相当，特别是我们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美国在边际上维持现有体系的能力和愿望在下降，中国在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愿望和能力在上升，而中国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方向跟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又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持续存在的中美争执的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经贸问题稍放一放，在一个超越经贸关系，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回顾中美关系，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聚焦经贸问题，可以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
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面，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总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在大多数时候是实用主义，但当其占据优势的时候，又会变得比较理想主义。
美国外交政策偏理想主义的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只有美国拥有这些优势，美国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去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层面，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商人利益在他国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美国政府就会出来交涉，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美国就劝说这个国家政府这样做，否则就用其他方式进行制裁或报复。
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三个层面来组成的。
当我们理解完这三个层面以后，我们再来回到全球的G2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争端。可以说，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在美国看来，中国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在第一个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曾经认为，随着把中国纳入WTO，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中国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尊重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公开的秘密。但是现在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开始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入世以后日益强大，但中国并没有接纳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反而与美国希望的方向日渐背离。这引起了其高度警觉和普遍反思，并开始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
在第二个层面上，即保证美国在技术上拥有领先或压倒性的优势，美国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所列出来的战略新兴行业，包括机器人、电动汽车、航空等，都是事关未来的新技术，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美国在这些领域相对全球其他国家拥有，并且希望继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美国能够强大的技术基础。
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在快速追赶和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并担心中国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围绕中国制造2025开具征税清单，考虑投资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并正在策划进一步的打压和围堵政策。其清单之中有些产品中国根本就对美国没有出口。比如说中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大飞机，美国加征关税，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自己的飞机都还没造出来，美国就已经开始加税。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制造2025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受到了明显的挑战。
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实用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开始产生侵蚀、威胁或挑战。典型的证据是，美国商会（也包括欧洲商会）对华态度的显著转变，对中国营商环境变化的抱怨，由此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提出一系列政策诉求，例如公平竞争、对等互利等。
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经济制度。所谓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负责维持秩序，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全是资本家和金融体系的事，政府是不参与的。英美经济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学者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叫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安排是非常不兼容，随着中国经济在技术上日益复杂化，规模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愈演愈烈。
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中国的企业背后站着中国政府，政府和企业是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开的。在竞争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准入限制、廉价信贷、乃至直接订单等手段支持中国的企业，这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太阳能板行业，早期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开始尝试做太阳能板，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但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做太阳能板的时候，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而中国的企业背后，有产业政策，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的银行信贷。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中国已经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一旦形成产能过剩以后，会把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英美的厂商就会面临廉价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中国的廉价商品导致欧美的厂商被迫退出市场。尽管他们在竞争之中败北，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输得心不服口也不服。
未来技术发展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一竞争过程之中，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搞对了，那么欧美企业无法跟中国竞争，因为在起跑线上就比中国落后。中国把足够廉价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导致欧美企业破产，中国企业垄断了市场，等到达到足够的规模，中国企业开始赚钱的时候，欧美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入这个市场了。
如果中国把产业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些企业都会死掉，但是中国这些企业死掉的同时，会把他们相关的欧美企业一起拽下来陪着中国企业倒闭。因为中国国企倒闭的过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背后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信贷，市场不能够及时的出清，始终能够维持存在，始终能生产比较廉价的产品。但是欧美的企业是自由市场制度，它在这些层面上相对中国企业没有优势，最后他也会被拖垮。
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如果搞对了，欧美企业没有好的结果；如果搞错了，欧美企业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的这套市场制度的安排，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加入了全球的生产链，并且出口巨大的背景下，欧美相关的企业是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的。例如，现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太阳能板的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就是因为2009-10年开始的太阳能板的竞争，中国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把欧美企业全洗牌，欧美在这场战役中已经完全输掉了。
再比如钢铁的例子。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在所有行业之中是最严重的。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中国的钢铁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是把全球的钢价都压得很低，结果是美国的钢铁商、日本的钢铁商日子都很难过。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钢铁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呢？是因为中国的钢铁领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难以持续，但可以通过合并或者注资继续存活，受到的市场约束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的财务资源不能说是无限的，但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公司的资本所能支持的范围。所以虽然产能过剩，但是他能在这个市场上勉强存活，中国钢铁以低价销售，导致美国钢铁厂商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就只好关门倒闭。美国厂商关门肯定不甘心，因为这不完全是技术优势或者管理优势的碾压，是因为背后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美国企业的破产，它会认为遇到了不公平竞争。
最后举一个大飞机的例子。中国的大飞机目前还没有拿到适航证，就已经有800多架订单。如果中国的C919是一个完全私营的或者是按照欧美市场规则竞争的企业，有可能拿到这么多定单吗？对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来讲，可以认为C919的这种争取订单的行为是公平竞争吗？
中国一旦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把大飞机出口到国际市场，波音和空客可能因为低价竞争而关门。波音和空客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它去WTO控告中国，会发现中国不违反任何一条WTO协议的规则。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围绕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就没有制定规则。因为当时美国的意识里，根本没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概念。所以在非常底层的层面上，中美之间冲突的核心，我认为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冲突。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WTO是围绕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的运转是不一样的，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两者的竞争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遭遇中国国企的正面竞争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但是一定能说中国这个制度更有效率吗？中国这种制度的成本一定最低吗？一定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吗？一定能够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成长吗？这个是不一定的。
中国不那么在意所谓的投入产出的回报效率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在美国看来中国扭曲了全球市场的竞争。换言之，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了挑战。
讨论完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对华在经贸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
纵观中美恢复交往40多年的历史，从1972年到1992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对抗苏联。所以尽管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得很近，大量留学生可以去美国学习，经济可以正常往来。
从1992年到2012年，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并进而希望中国会由此变得更市场化、更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商人而言，中国市场广阔，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美国商会对华态度友好，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201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些基石都动摇了，反对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
总结来说，美国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这个层面上有高度共识。
第一股力量是美国战略思想界，他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向而行，以前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第二股力量是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他认为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他们失业。第三股是美国的工商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侵蚀了他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思想界、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形成了广泛的共鸣。从美国的政治光谱上看，这大约是目前的现状。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寻找和扩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经贸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和巩固，需要在涉及经济模式等关键问题上相互妥协，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谱上找到可靠的内外盟友。
需要担心的前景是，如果这些妥协无法达成，再加上在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会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会分裂为中美各起炉灶的碎片化过程；中美关系由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