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唯物史观和现代法治观念来说,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是历史的推动者,但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市场与政府之间在法治的框架内互动博弈,进而形成新的法边界的均衡,一个总体上是良性的市场经济和文明社会便可期待。实际上,这条新世纪的长征路并不好走。英语里有一句俚语,“woulda,coulda,shoulda”,意思是没有做某事。没有做要交学费,没有做到位也要交学费,做得太过也要交学费,收获最大、成本最低的办法只有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才能真正出清和均衡,同时发挥好政府“守夜人”的作用。
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一旦变成问题就在于之前应该做(好)而没有做(好)。以去杠杆为例,去杠杆政策本意是好的,正是因为它观照了中国经济系统性高杠杆率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居民,过高的杠杆率本身都意味着很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相对来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最为突出,企业和居民债务问题则牵涉更多经济基本面而更为急迫。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杠杆不是一天加上去的,也就很难短时间迅速拿掉。并且,政府顺周期鼓励加杠杆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逆周期如何降杠杆和稳杠杆,然而行政化去杠杆政策没有足够的时间缓冲和政策对冲,以致于在一时间就暴露出更多的风险,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出现“卡壳”,资本市场波动尤为明显。
遥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一路筚路蓝缕曾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之后也曾气吞山河。站在当下的时点上,尽管人心不免有百年未见大变局之感,但我们仍需要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养分,同时也需要有更好的对标和镜像来观照和成就自己。未来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靠什么?相信还是依靠勤劳勇敢、善于学习的人民,依靠擘画蓝图同时又不直接干预经济的政府。人心即政治,只有政府遂人愿,人们就有信心、有动力遂己愿,人和政通自然也就遂了政府的愿望。而这一切,最终要靠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实践来实现,靠更长的时间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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